抗战时期,在冀鲁边区艰苦的抗日斗争环境中,活跃着一支深受抗日军民欢迎的文艺队伍——燎原剧团,与《烽火报》《燎原杂志》一起,被誉为边区文化生活“三宝”。
剧团隶属边区文化救国总会,边区党政军领导和抗日军民都对剧团十分爱护。文救总会主任吕器亲自为剧团创作歌曲、编写独幕剧等,还常常到剧团来指导演出活动。
那时剧团有二十几个人,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娃娃,演出的节目丰富多样,有抗日的进步歌曲、扭秧歌、活报剧及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小放牛》等一类的小戏剧。虽然孩子们年龄不大,但演起来有模有样,唱起来字正腔圆,演出十分活跃。百姓战士们也都百看不厌,昵称他们为“孩儿剧团”。
一九四二年,春节刚过,十八岁的高光从盐山县城关来到乐陵县大桑树一带,找到冀鲁边区文化救国总会。文救总会的部长张洪泉接待了他。张洪泉大头方脸,长发浓须,不修边幅,戴着高度近视眼镜。他详细地询问了高光的身世,还翻阅了高光贴身带着的一本自写诗歌集《苦酒吟》。
诗集引起了张洪泉极大的兴趣,他仔细地看过后,拍着高光的肩膀说:“小高,到了抗日根据地,流血牺牲是家常便饭。但是,这里再也没有苦酒,更不需要呻吟,我们要高唱战歌去战斗,争取抗战胜利。”
说着,他双手插在棉背心的夹窝里,用雄浑的男中音,唱起俄语歌曲来。见高光没有听懂,又用中文重唱了一遍:“感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,你光荣地牺牲了。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,你英勇地抛弃头颅……”
第二天,张洪泉向文救总会主任吕器汇报了高光的情况。接着,总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王永礼把高光分配到燎原剧团。
高光一听要到剧团去工作,立时慌了,急着说:“王部长,我从来没登过台,见了陌生人就脸红,说不出话来,这工作,我干不了!”
王永礼一见高光的样子,笑了起来,说:“到剧团也不一定登台表演,你会写诗,可以编戏嘛。”
张洪泉在旁二话不说,一手拉着高光,一手提着包裹,来到了剧团。
剧团的张团长和陈指导员闻声出来迎接,小演员们也都拥上来,打量这个新来的伙伴。高光一看,除张团长和指导员陈琮比他大一两岁外,其余全是小孩子,自己一米七六的个子,在这群孩子当中,简直就像羊群里的骆驼,羞得他脸红到脖根。张洪泉一见,忙替高光解围说:“张团长,给你们请来了编剧,往后可要看你们的好戏啦。”
张团长简要地介绍了剧团的情况,热情地对高光说:“小高,你来得正好,剧团本来分散活动了一个时期,现在正集中起来整训,文救总会还布置了新任务给我们,一边整训,一边搞好驻地附近村庄的宣传工作。听说你能写诗,又会画画,你来了,就给剧团添了生力军。”
后来的日子里,除演出外,高光就带领小演员们,挨村挨镇地画壁画,写大字标语。写得最多的一条标语是:“今年打败希特勒,明年打败日本鬼!”画得最多的是:一个头戴破烂军帽的日本兵,在八路军的刺刀下跪着投降。写标语的笔是用秫秸秆绑成的扫帚,墨汁是黄泥浆加锅底灰拌的泥汁,有时还用石灰水。
尽管白天演出和宣传已经让大家精疲力尽,但一到夜晚,大家又精神焕发,纵情地唱个不停。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,一句歌词也不会唱的高光,耳濡目染,也学会了《八路军军歌》《八路军进行曲》《我们在太行山上》《光荣的牺牲》等。《光荣的牺牲》就是张洪泉在高光刚来时给他唱的那首歌。
高光在日伪军残酷统治下的盐山生活了五年,心情压抑太久,所以总喜欢唱《囚徒之歌》(高尔基作)。
指导员陈琮和他的妹妹张维路还经常演唱几首“悄悄曲”,只供几个大孩子“内部欣赏”,是些20世纪30年代进步电影中的插曲,有《大路歌》《桃李劫》《再见吧,南洋》等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轻轻地唱几首给大一点的演员听,以开阔眼界。
张维路十五六岁,脸白皙而丰润,鼻梁高而端正,长着一双深沉的大眼睛,讲话跟唱歌一样,轻柔娴静。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演员,而且是剧团的“女管家”“大姐”,给每个孩子缝补衣裳,照料每个人的生活,脸上常挂着温暖的笑容。但是残酷的生活环境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她最后积劳成疾,患上肺结核,倒在工作岗位上。
(摘自《乐陵抗战那些年那些事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