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忘“国庆宴”


 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是个流行“票子”的年代。那时物资紧张,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,买煤油要油票,买粮要粮票,买肉得要肉票。当时人们普遍比较贫穷,肉是吃不起的,只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,国家才会发一两斤肉票,让大家“打牙祭”。
  1972年的国庆,我刚6岁。一大早,我就听父亲说,今天是国庆节,是举国同庆的日子,公社特地为每家每户发了5斤肉票,咱们家可以好好地“打牙祭”了呢!一听有肉吃,还赖在床上的我一下子翻下了床,兴奋得跟过年似的。那时我还不知道国庆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节日,但心里想,既然有肉吃,那应该是个很大的节日了,因为往常只有过年的时候,我们家才分到4斤肉票呢,那时我就想,要是天天过国庆节就好了。
  那年国庆节的上午,整个小镇都弥漫在欢快和兴奋之中,一大群小孩子在跑着、跳着。大人们则在公社的大门外排着长队,等待着领回那盼望已久的几斤肉,脸上写满了满足和喜悦。那年月真不容易,由于一个月的计划内粮食往往不够吃,当时的政策是每个月25日可以“借粮”,提前领取下一个月的“计划”,这就需要半夜到供销社排队。而家里人口多实在不够吃的家庭,也会用一些“奢侈品”票换取粮票,“肉票”更是想都不敢想。
  临近中午的时候,父亲终于领回了属于我们家的那5斤五花肉。父亲一进家门,全家都围了过来,商量着如何做这些肉更好吃。弟弟要求做回锅肉,而我则想吃红烧肉。最后母亲说,把这些肉分2斤给外婆送去,剩下的3斤肉,一斤用来做回锅肉,一斤做红烧,还有一斤做成腊肉,等以后想吃的时候再拿来吃。
  通过“表决”,我们都赞成母亲的提议。就这样,母亲把肉分好后,我和弟弟都自告奋勇地要帮母亲烧火煮饭,为的是能边烧火边闻闻那馋人的肉香,要是运气好的话,还可以趁母亲不注意,偷一块肉来吃。
  经过两个小时的漫长等待,我们家的“国庆宴”正式拉开了帷幕。首先端上来的是弟弟最爱吃的回锅肉,菜还未上桌,就闻到回锅肉的香味扑面而来。弟弟也许是太馋了,来不及拿筷子,就用手直接去抓,结果回锅肉太烫了,直烫得他哇哇大叫。接着端上来的是我爱吃的红烧肉,还未动筷子,我的口水就已经流下来了。
  母亲知道我们一年四季难得吃一次肉,于是不断地把肉往我和弟弟的碗里装,而她自己却基本上没动筷子。其实母亲为这个家付出最多,每次却把最好吃的东西,毫无保留地让给了我们。现在想想,只怪自己当时不懂事,只顾自己一个人吃。
  那年的国庆节,虽然肉不多,却让我们家快快乐乐地“打了回牙祭”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国庆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次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勉强果腹,到票证年代的有啥吃啥,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吃啥有啥,继而到今天的吃出品位、吃出健康,大家的餐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肉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。但那年国庆节“打牙祭”的场面,却永远让我难以忘记。□蒋光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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