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张海英

当人们开始抱怨春晚越来越没意思；当拜年这一仪式也可用手机代替；当年夜饭和平时饮食所差无几，年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淡了。然而，那些搁浅在旧年的记忆，在年终岁尾总会呼啦啦地跃下眉间、跳上心头。

小时候，盼过年。觉得一年是那么漫长，总是盼不到头。原因是只有过年才可以穿新衣服，吃香喷喷的鸡鸭鱼肉，才可以有压岁钱。从记事起，隔一段时间，就问娘：“嘛时候过年呢？ ”“该过年的时候年自然就会来的。 ”现在揣摩这句话该是多么有道理啊，其实，世间万事万物不都是这样啊？譬如时间，它不会因为谁的殷切期盼而早早到来。

记忆中，过年最大的期盼之一是娘做的大锅炖肉。邻村有一个常年卖猪肉的，一进腊月，父亲就和他打好招呼，给我家留一挂猪下水。煮肉的前一天晚上，全家老小就开始忙活起来。因为猪头和猪蹄子上面都留存着拔不净的猪毛，父亲就把蜂窝煤炉子烧得旺旺的，把煤火钳子烧得通红，然后就开始烫猪毛，随着“嗤”的一声，一缕白烟升起，同时飘出难闻的气味。娘则在一边忙着把那些大肠、小肠在水里翻个遍，反复地揉洗，直到干干净净为止。

最高兴的莫过于下水肉下锅。父亲把能放的调料全部放齐，葱、蒜、花椒、大料、肉蔻……一应俱全，接下来烧火的任务就落在娘身上，我们小孩子也不敢轻易用的。火候非常重要，轻了，肉不烂；重了，怕落锅。当丝丝缕缕的肉香不住地往鼻子钻时，我们的脚就被厨房勾住了。待住了火，父亲就吩咐母亲各样切一小盘，我们都趁热尝尝鲜，那一顿饭我们都会吃得心满意足。剩在锅里的那些就留给正月里来家拜年的亲朋吃。待客，除了各种煎炸、蔬菜外，来一盘下水肉也算“锦上添花”。逢年煮一锅下水肉成了我家多年的保留节目。一直到现在，每当家里煮下水肉，父亲一个电话，我们就齐齐回家。

待亲朋互拜差不多了，年味变得稍淡，锣鼓喧天的战鼓秧歌队又把节日渲染得热烈起来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周围村里的秧歌队，轮流来巡演。各具特色的秧歌把街道点亮，与此同时，也让人们的心一起欢悦起来。踩高跷、划旱船、荷荷灯……形式不一、井然有序。甚喜姥姥村的荷荷灯，那些灯都是薄薄的白纸糊的，里面放着小小的蜡烛，任凭执灯的人如何东摇西晃，它都不会倒下，儿时的我，总担心蜡烛会把灯点燃喽。结果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那时候，大街上的路灯是昏暗的，荷荷灯的出现让人仿佛有了“秉烛夜游”的韵味。扭秧歌的多是大姑娘、小媳妇，穿得花红柳绿，抹得姹紫嫣红，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。身材袅娜，摇摇摆摆间随着“伞头”一声哨响，队形不停变换，有条不紊，秩序井然。这个村子表演完，又跑向另一个村子。村民把淳朴的民风演绎得风生水起，把节日的气氛营造得热烈浓郁。

如今，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，味蕾也变得挑剔，过年的方式多元化，但对比记忆中年的味道似乎少了点什么。到底少了什么呢？我在寻寻觅觅。